东汉班固《白虎通义》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12]晋张华《博物志》也认为：“和气相感则生朱草，山出象车，泽出神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贝、海出明珠，仁主寿昌，民延寿命，天下太平。”[13]在中国古代，珊瑚、砗磲、明珠等奇珍异宝被认为是天降祥瑞，是受到了仁主圣君的感召才会出现。因此，砗磲一直是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所追捧的珍宝。

砗磲在我国宋代以前，不见本土出产，几乎全部是舶来品，其来源方式不外乎朝贡和贸易交流。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朝贡制度，将之视为太平盛世的表现，故史料记载丰富。砗磲即是历代朝贡和贸易的重要物品。笔者将相关史料按照砗磲的出产地摘录如下。

欧洲地区

三国时期的《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多金、银……大贝、车渠、玛瑙、南金……”[8]，这是笔者查到的史书记载砗磲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外交通史中有关砗磲的最早记录。大秦之名，首见于《魏略》，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中国与大秦的交通始于汉代。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14]。时西域已通，西汉与西域诸国交流频繁。《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载“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15]。汉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16]。时安息国正与大秦交战，安息国王以计劝阻甘英渡海访大秦。甘英憾返，虽无功，但也是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

南朝江淹善作赋，《遂古篇》中有云“人迹所极，至大秦兮。……砗磲水精，莫非真兮”[17]，明确说明了大秦国产砗磲。

至唐，与大秦交通史料中也有砗磲之名。《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土多金银奇宝……大贝、车渠……，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18]《新唐书》记载：“拂菻，古大秦也，土多金、银、夜光壁……大贝、车渠……”[19]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也有类似的记载。

至明代，仍与大秦保持着贸易往来。“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20]

西亚地区

该地区砗磲的主要出产地是波斯和大食。波斯是伊朗的古称，一般是对统治伊朗地区的萨珊王朝的称呼。大食，即古代阿拉伯帝国。我国唐以后的史书称之为大食。

《魏书·西域传》记载：“波斯国……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金、银……车渠……”[21]《旧唐书·西域传》记载了唐代与波斯的贸易互通：“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出琥珀、车渠、玛瑙……” （[18]，5312页）

《诸蕃志》记载大食国“土地所出……琉璃、玻璃、砗磲……”[22]。《宋史·食货志·互市泊法》记载：“凡大食……诸蕃并通贸易。以金银……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等物。”[23]

中亚地区

《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子弟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4]。这是我国古代正史第一次记载佛经传入中国及中国人学佛法。笔者推测砗磲作为佛家七宝之一，随着佛教的流行而流行开来。

《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记载了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以康、安国、突骑施等国贡献，多是珍异。玄宗曰：“朕所重惟谷，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多赐藩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25]

南亚地区

自印度地区进入中国的砗磲，多为大秦、安息等国出产。当时的印度，多为贸易的中转站，但也有少部分砗磲产自印度沿海。东晋郭璞的《玄中记》记载“车渠出天竺国”[26]。

东汉时，《后汉书》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27]

《梁书》卷五四记载天竺国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28]

综合来看，砗磲进入我国的路线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从欧洲的地中海沿岸经西亚、中亚进入我国西北地区。沿途的大秦、波斯及中亚诸国都盛产珍宝玉石，来往商贸不断，砗磲亦在其中。陆上丝绸之路容易受到地方势力和战事的阻隔，尤其是唐安史之乱后，贸易路线变得不通畅。海上丝绸之路慢慢发展起来，繁盛优胜陆路。自波斯湾或红海沿岸，经印度洋，直至我国广州等贸易港口城市。

直至南宋，我国不见砗磲本土出产的史料。南宋郑刚中《北山集》卷二十五记载：“内一枚赠者谓是砗磲，色白而质坚，予固砗磲领之然，考说文砗磲，盖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属，非石也。知杯者谓其材出朱崖非亷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于山而于海得之则曰砗磲。也随材之小大方圆琐细但其形似某物则廉人取而就之器成则又曰砗磲，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赵子礼尝酌予以砗磲杯，比所得长阔加倍，肉理细腻而明净特异，要之非石也。濒海人皆曰砗磲。予其敢独以为蚌谩记于此，以俟识者。”[29]文中明确指出砗磲产自朱崖（海南），廉州匠人善作砗磲杯。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宝货门》亦记载：“南海有蚌属曰砗磲，形如大蚶，盈三尺许，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为贵，大则隆起之处，心厚数寸。切磋其厚，可以为杯，甚大，虽以为瓶可也。其小者犹可以为环佩、花朵之属。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为杯，名曰潋滟，则无足尚矣。佛书所谓砗磲者，玉也，南海所产，得非窃取其名耶？”[30]文中对砗磲的产处记述较笼统，仅记为南海。但周去非对砗磲的形态描述细致逼真，对砗磲壳的制作用途记载较详细。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均对砗磲之名存在疑惑，认为自己手中的砗磲壳制作的酒杯，与古书中所说的石质似玉的砗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或许只是名字相同罢了。笔者猜测，古书中记述的砗磲，多为死去多年的砗磲壳制成的，称为玉化砗磲，质地手感与玉石无异，所以将之归为玉石一类。而二人手中的砗磲杯应是死去不久的砗磲壳制成，与玉化砗磲颜色质感差异较大。另外，郑刚中和周去非皆是南宋朝廷大臣，博学多识之士仍不识砗磲本来面目，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对“玉石之砗磲”和“蚌类之砗磲”仍然缺乏正确的辨识。南宋大家程大昌对车渠亦是困惑不解：“《尚书大传》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陈于纣庭。然则车渠非大贝也，特贝之大者可比车渠耳。不知车渠又何也。车者车也，渠者辙迹也。”[31]他认为，车渠是车轮行驶留下的痕迹，与“大贝”毫不相干。即便如大科学家沈括对砗磲之释也留下了一段乌龙之谈。其在《梦溪笔谈》中提道：“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郑玄）乃解之曰：‘渠，辋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32]沈括是认识砗磲的，并且知道其生于南海，但他认为散宜生得到的“大贝”就是砗磲，千百年后不忘讥讽郑玄孤陋寡闻。其实，沈括也不知郑玄所说的车辋是何物。又过了六百余年，明方以智在《通雅》中对这场隔空之辩给出了定论：“程大昌言《尚书大传》，散宜生取大贝如车渠，谓如车轮之沟渠辙迹也。存中（沈括）讥康成注大传，渠车罔也。康成盖不识车渠。智以车渠似车轮故以名之。存中又误讥矣。”[33]沈括终归是误解郑玄了。今人学者霍宏伟有一段中肯的解释：“车渠的本义是指车轮，因为一种出产于海洋中的双壳贝类动物大小和外表特征均与车轮相似，故车渠又用来表示这种海生双壳贝类动物。在汉语词汇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作‘词义相似引申’。”[34]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砗磲从玉石部移入介部，算是明确了砗磲的基本生物学分类地位。“时珍曰：车渠，大蛤也。大者长二三尺，阔尺许，浓二三寸。壳外沟垄如蚶壳而深大，皆纵纹如瓦沟，无横纹也。壳内白皙如玉。亦不甚贵。”[35]李时珍对砗磲的形态描述可谓准确细致，但紧接着一句话“云玉中亦有车渠，而此蛤似之故也”，让人好生遗憾。博物大家如李时珍似乎也对古时的“玉石之砗磲”和现今的“蛤类之砗磲”含糊不清。至此，可以说宋明时期乃至清，人们对砗磲的海洋生物学认识比较清楚了，知道其是产自南海的一类巨大贝壳，可入药，可作器。但是对于古书上所说的，特别是汉唐时期贵族们追捧的产自西域的似玉的砗磲，始终存在迷惑，不确知二者为一物也。

至明清，始有明确记载砗磲的本土出处。《大明一统志》记载海南崖州产车渠：“车渠，俱崖州出。”[36]清《乐会县志·物产》记载海南省乐会县出产车渠：“车渠质白有文。”[37]清《道光万州志·土产》：“海蚶甚大。有片甲大如屋者，以治器，即为砗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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