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群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其组成种类、结构形态和在能量利用上达到了最合理和最有成效的程度。各种鱼类之间在环境空间、时间和营养等相互关系上趋向于相互补充、依存和制约，从而有利于群聚所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抗干扰能力。有时由于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而发生演替，如过度捕捞或污染，会破坏其正常结构；而根据生态规律，有意识地通过增殖其中某些鱼类的数量，可使之朝着更符合人类需要的方向演替。鱼类群聚在总体水平上具有如下属性。

群聚的种类数（也称种类丰盛度）和各个种类数量的相对丰度，是群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群聚的鱼类种类数及各种类数量是群聚资源量的反映。因此，群聚多样性指数的年变动可作为群聚资源量波动的指标。据此预测生产量可能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根据生产量的变动推测群聚结构稳定性的变化。通常在热带水域种类数较丰富，每个种的个体数量较少；高纬度水域种类数较贫乏，其中少数种类的个体数量较多。因此，生态学上常用多样性指数来定量地描述这一结构特征。其中香农—威纳（Shannon-Weiner）公式最为常用：

式中 H′为群聚多样性指数；S为群聚鱼种数；Pi为第i种个体数（Ni）与群聚总个体数（N）的比值（Pi＝Ni/N）；也可以第i种鱼的重量（Wi）与总重量（W）的比值（Pi＝Wi/W）代之。

群聚中各个种类个体数量或重量的相对比例，是反映群聚结构特征的指标之一。一般常用皮洛（Pielou）公式来表达：

J′＝H′/log2S

群聚中并非所有种类的数量或重量都相近，并非所有种类对群聚的特性都起相等的决定性作用。在群聚中对数量或重量占优势，其动态影响和控制整个群聚的少数种类称为优势种。它是反映群聚结构特性的特征种，不同的群聚，优势种各异。

鱼类群聚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特征。不同鱼类占据不同的空间生态位，因而可以粗略地把群聚内鱼类划分出中上层、近底层和底层等生态类群的鱼类。此与水体的物理条件（如光照、温度、底质类型等）和生物之间（食物、天敌）以及鱼类自身的适应性有关。中国淡水鱼类青鱼、草鱼、鲢、鳙、鲤、鲫等是生活在同一水域的不同空间和具有不同食性的典型例子。很多鱼类在它们生活史的不同阶段也栖居于不同水层，吃不同的食物。近底层和底层鱼类幼体时期多生活于中上层，摄食浮游生物，后期才转为摄食各种底层和底栖生物，栖居于近底层或底层。群聚内各种鱼类的平面空间不是均匀地分布，而是有各自的最大丰度分布区。某一区域可以同时是群聚中诸多种鱼类的分布中心区或是分布扩散区。

鱼类具有游动性和对环境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和一年中的不同生活阶段，通过产卵、索饵、越冬等洄游行为而变换生活区域，进入不同生境，加入不同群聚中去；对不适宜的生活环境可通过迁移加以回避，从而导致群聚结构相对的不稳定性，但其变动仍具有规律性。各优势种生物学特性不同，其数量波动规律和周期，以及对捕捞或污染影响的承受能力的不同，群聚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种间交替现象，即使在一年的不同季节，其优势种组成也有变化。这种情况可以从各渔汛季节的渔获物组成上反映出来。如从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CPUE）看，中国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中上层趋光鱼类群聚中主要优势鱼种蓝圆鲹和金色小沙丁鱼的CPUE，在9～10月达全年最大值，鲐鱼在4～5月间，脂眼鲱在7月间达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