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纪的中新世至第四纪,我们曾经发现有25种淡水鱼类的化石,其中除了10多种已经绝灭了之外,其余10多种都还是现在生存的鱼类,如鲤、鲫、草鱼、青鱼、鲢、鳙等都是最普通的淡水鱼,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鱼类的一部分。

我国考古学上人类最早利用鱼类的遗物是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的鱼骨和草鱼的上眶骨,离现在大约是15000—50000年,当时山顶洞人食了鱼还利用鱼骨作为饰物。

新石器时代的简单渔具,在我国不少地方发现,其中有鱼钩、鱼镖、鱼枪、鱼叉等,但多是用骨制成的。当时是猎取野兽,用其遗骨制成捕鱼工具。这已距今5000—10000年。就在这时期人类已开始用网捕鱼了,石制和陶制的网坠也曾经在不少地方发现。推想伏羲氏结绳为网可能与这时期相当。史家称仰诏文化时代已经有物品交易的事情,可能用盐腌鱼也在这个时期开始。

进入有史时期,鱼类资源的利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商代甲骨卜辞和象形文字。铜制的鱼钩也在商代遗址发现过,这说明了在殷商时期已用金属代替了骨制的渔具。

西周王朝的建立,捕鱼有专职,而且有一定时令,因此开始有了资源保护制度。

池塘养鱼在殷代的末期始有最早的记载,当时可能主要是养鲤。到了战国时期养鲤已经是相当的普遍,而且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范蠡的《养鱼经》就是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经验。鲤在我国最早加以饲养,以后传人欧洲,而这部养鱼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养殖专著。

到了汉代,养鲤事业更有大的发展,所谓千石鱼陂和利用昆明池养鱼都是大水面养鱼。与大水面养鱼有关系的大型的网具,如、九之类,以及在大水面中的特种渔法,在汉代或在更早的时期都出现了。

稻田养鲤开始于三国,活鱼运输最早见于南北朝。

唐代因鲤象征皇族,捕鲤必须放生,卖鲤受罚,定为法律,所以养鲤事业受到很大的摧折。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找寻其他养殖对象是自然的趋势,草鱼、青鱼、鲢、鳙的试养可能就在唐代初期,在长江和珠江沿岸地区开始。成功的经验由近到远,逐渐推广并积累经验,到了唐代末期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了。此外如利用水獭捕鱼,利用鸬鹚捕鱼都开始于唐代。

到了宋代,草鱼、青鱼、鲢、鳙的饲养有了更大的发展。九江的鱼苗已成专门企业,从此转运到江西的内地、浙江和福建;就在这些地区还发展成夏花和食用鱼的饲养业。通过生产实践,对这些饲养鱼的食性和相互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进入明代,有关草鱼、青鱼、鲢、鳙饲养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自鱼苗一直到食用鱼的饲养过程中,如鱼池的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分鱼、转塘、饲料、施肥等等都积累了较好的经验。由于黄省曾的“养鱼经”、徐光启的“江西养鱼法”,均对当时的养鱼经验进行了总结、使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当时养鱼的基本情况。此外绍兴的外荡放养始于明代或者更早。广东、广西的“撇鱼”以及菱湖的“做鱼”,可能是在清代发展的。

从以上所述不同时期的重大发展,足以看到我国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多么光辉的淡水渔业历史,他们不仅为今日祖国淡水渔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淡水渔业发展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例如鲤从中国向各方传播之后,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著名的品种,欧洲鲤品种更多,除了德国的镜鲤和革鲤之外,匈牙利及捷克和以色列斯洛伐克也都有特异而著名的品种。

建国后, 我国淡水渔业在继承祖先传统的技术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引进了非鲫等颇有经济价值的鱼类,使之成为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对象。—由于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教育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和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使我国在养殖理论和技术方法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一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养殖理论和技术。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的草鱼和鲢、鳙等主要养殖鱼类相继传人欧美;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中国建立了养鱼培训中心,先后为2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学员数百人;同时我国的几种主要养殖鱼类也被移养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中国的养鱼技术,对世界淡水渔业的发展和淡水鱼类生物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回顾历史,重温我们祖先在淡水养殖业方面创造的光辉业绩和建国以来我国淡水养殖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今世界渔业的发展正在你追我赶,日新月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验,同样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