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下考古的兴起

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探寻最早可以上溯至15世纪。世界各地相继兴起海底寻宝热，间接推动了水下考古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中叶，随着潜水技术的突破和考古界的热切关注，水下考古学应运而生。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对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标志着科学意义上水下考古学的诞生。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研究水下文化遗产，对于考古学的赓续发展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历史悠久、海陆兼备的文明古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国土，丰富的文化遗产如粒粒明珠散落于水下。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生，是在国际水下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全球商业打捞日益火热、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多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活动。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我国首个水下考古研究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正式诞生。自1989年起，国家文物局相继举办多次水下考古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队员。水下考古事业肩负着寻找沉没的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之重任。30多年来，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筚路蓝缕，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的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方法。无论是机构、基地、装备等硬件设施，还是人才、技术、科研等软件建设，均取得了显著进步。水下考古区域调查、发掘和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向沉船聚落、遗址埋藏、港口码头、航海技术等研究领域拓展。现已逐步摸清我国水下文化遗产总体情况，有力推动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古代造船史、航海技术史、海外贸易史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水下考古纪录片提供了丰厚滋养和广阔的成长空间。从水下景色到沉船打捞，从考古工作到日常生活，水下考古纪录片全景式展现了水下考古工作的过程，生动阐述了水下考古的历史价值与普世意义，传播了成果璀璨的中华文明。在水下考古事业蒸蒸日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回顾我国以往水下考古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总结已有经验和特色优势，以期对未来水下考古纪录片的价值取向与转换进路有所裨益。

二、水下考古纪录片发展

（一）水下考古纪录片的诞生

《电影艺术词典》中将纪录片定义为：影片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人和事，可以加工但不能虚构，所反映的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法国《电影辞典》认为纪录片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并且以之为制作基础的影片，美国《电影术语辞典》将纪录片视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综合以上定义，可以发现人们普遍认同纪录片的基础或根本在于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聚焦于中国水下考古纪录片，应为以真实的水下考古工作为基础，广泛展示水下文化遗产、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片类型。

从1957年中国第一部考古纪录片《地下宫殿》开播至今，中国的考古纪录片历经新闻片、科教片和人文片三个阶段，走过了60余年的发展历程。21世纪初开始出现以水下调查、水下沉船为记事主体的水下考古纪录片，系列纪录片《考古中国》第26集“探访水下博物馆”是我国最早讲述水下考古的影片。此后，《沉没的宝藏》《南海Ⅰ号》《南澳Ⅰ号传奇》《小白礁Ⅰ号水下考古纪实》等水下考古纪录片相继播出，留存了我国诸多重要沉船发掘出水过程的珍贵影像。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家政府部门首次对纪录片发展提出整体性政策指导。这一举措极大推动了考古纪录片数量和质量的跃升，出现了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考古直播片、考古类纪录片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的繁荣景象。水面之下是难以丈量的未知，而水下考古纪录片借由各类符号与文本、遵循独特的叙事逻辑打造出文化想象的叙事空间，给观众以身临水下世界之感，成为水下考古纪录片的核心吸引力所在。《水下中国》第二集“古今沉船”以探索沉船从古到今生命价值的变化为主要故事线索，揭示了历史文明到未来海洋生态的价值变迁。出海远航的船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性社会，船上出现的物品多为当时的生活必需品。高度浓缩的历史标本能够向我们揭示古代的海上贸易方式和船员生活方式，提供陆上无从捕捉的信息，再现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

中国水下考古纪录片诞生至今已有近20年，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水下考古事业与历史文化的独特窗口。当今时代，数字时代的来临与文化消费的兴起加速了水下考古纪录片内容与形式的嬗变与革新。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时间分割”使得文化亦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被感知、被审视，而水下考古纪录片则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叙事内容及文化内涵对“健忘时代”的文化症候作出回应，持续讲述水下考古人的艰辛探索与付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人们对稳定性与永恒性文化的期待。

（二）水下考古纪录片的特点

1.叙事策略故事化

叙事即“讲故事”，一部好的纪录片必然需要讲述一个好故事。从媒介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讲故事的历史源于口述，进而经历了文字、广播、电影、电视的发展历程。科技的发展是故事传播的催化剂，声音和图像的加入让故事还原再现，虚拟现实、交互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应用更是通过打造沉浸式叙事方式使得观众的身份由观察者向体验者转变。在快节奏社会文化和娱乐性文化消费需求的影响下，观众观看纪录片的倾向会有所改变，但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始终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创作者打破平淡简单的陈述，设置情节兴奋点和故事悬念感，实现跌宕起伏、节奏明快、信息密集的呈现效果。同时淡化说教色彩，进行趣味性科普。以《“华光礁Ⅰ号”沉船考古纪实》为例，在整部影片中以多个问题和悬念牵引故事展开。多次探访华光礁，在遗址周围发现大量货币、陶瓷器和四门古炮，它们为何存在？有何用途？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随着水下考古队员们的发掘与研究，逐步推测出该沉船是南宋南海贸易商船，四门古炮可能为进口军火，体现了华南沿海地区宋代以来制瓷手工业的兴盛和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

艺术真实是一种实体存在，是一种主观选择，也是一种文本建构。水下考古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不仅有真实发生的事件，还有主创团队的主观选择和精神渗透，这种选择与渗透是在真实感的基础上进行的美学创作。所谓纪录片叙事策略故事化是指在坚持纪录片素材非虚构、保证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用影像记录事件发生的现场，有意识地塑造原型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制造影片的高潮与悬念。在后期剪辑中也会根据纪录片创作的需要打乱原始素材拍摄次序，对纪录片的整体结构和故事线进行创作表达，使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起承转合，实现跌宕起伏、耐人寻味的呈现效果，专业的考古知识也会以更为通俗的方式被观众吸收。在故事化叙事的过程中，内容的真实性与叙事手段的艺术性并不互斥，反而形成了相辅相成的状态。

故事化纪录片的素材结构通常有两种组织方式：一是一部纪录片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二是多个小故事服务于同一主题共同完成叙事。小故事板块化的交叉叙事结构适应新的传播环境下观众的心理节奏，能够充分调动观众的观看兴趣。例如央视纪录片《南海Ⅰ号》以“海底沉船”“历史密码”和“浮出水面”三集小故事环环相扣，还原真实历史影像资料，共同讲述“南海Ⅰ号”从发现到打捞的过程和它背后的历史真相。“南海Ⅰ号”古沉船在1987年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2014年全面发掘保护，2019年底船舱内文物发掘完毕，开创了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南海Ⅰ号”不仅是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缩影，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小见大颇为动人。故事化纪录片展现的叙事画面通常会出现搬演重现或情景再现的形式，再现曾经真实发生或存在的事件和人物。除画面语言外，声音叙事也不容忽视。同期声展示的是考古现场的内源声音，营构了叙事情节的意境、扩充了叙事空间的格局。解说词在水下考古纪录片中能够起到补充专业信息的作用，良好衔接画面、放大细节并阐释主题。多形式、多样化的镜头与声音共同叙事，使水下考古人的形象更为亲近生动、水下考古的环境与工作内容更加真实可感。

2.叙述视角多重性

对于观众而言，在观看水下考古纪录片时，所期待的并非仅限于对某个考古事件的了解，而更希望能够在观看过程中收获丰富的知识、乐趣和审美体验。因此，对于水下考古纪录片而言，不能仅以机械单一的方式对具体的事件进行记录，而应当呈现出一种具有艺术性质的叙述和表现手法。面对尘封已久的历史，要借助独特的视角，以具象化、生动化的方式再现。

根据热拉尔· 热奈特的叙事学，叙事可分为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三种类型。纪录片的经典叙事大多采用零聚焦的上帝视角，可以采用任意角度为故事提供全景式视野。以旁白为主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全方位叙说着水下考古人在工作时各个方面的考古信息。这一视角承担推动故事情节逻辑性进展的功能，达到完整重述故事的目的。水下考古纪录片除了采用零聚焦的叙事方式整体讲述水下考古工作的全过程，还十分注重真实的个体经验，借助水下考古工作者个体化的内聚焦视角，忠实地诉说着考古人的亲身体验。在《考古手记》（第二部）中，复旦大学魏峻老师结合亲身经历，分11集讲述了宋代古沉船“南海Ⅰ号”从发现、发掘到保护的过程，展现了水下考古工作者在现代化、科学化考古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克服的困难。以生动朴实的记录方式还原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用内聚焦视角完成对重大考古事件的记录与讲述，全面展示水下考古人这一职业的群体画像。令观众直接了解水下考古的实际工作和互称“生死潜伴”的水下考古队员间的深厚情谊，进而透视水下考古人背后的历史关联，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与感悟。

水下考古环境和工作的陌生化使得水下考古纪录片对观众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相较于传统的田野考古，人们对水下考古更为陌生，因此水下考古纪录片承担了更为艰巨的专业知识科普的重任。从观众的视角出发，聚焦于观众迫切关注的问题或事件，采用“设问——解答”的叙事方式，解答具有困扰性的问题，为水下考古学和水下考古工作“祛魅”，也能更加全面地构建或塑造公众眼中的考古学形象。

3.展示方式数字化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渗透将人们带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刻影响着世界产业的发展格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需求及行为习惯。在数字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助推纪录片虚构手法的兴盛与普及，不断改写处于互联网新媒体语境下水下考古纪录片的类型样式、视听手段和美学观念。在水下考古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技术升级促使内容丰富多元，可以展示再现以往囿于技术困境难以表达的内容，但知识与意义作为水下考古纪录片故事讲述的核心价值并未由此发生改变。常见的有以数字动画再现水下环境或模拟沉船打捞过程等画面，在《发掘记》之“永不沉没”这一集中，更是以数字动画的形式还原了定远舰的全貌及配备的武器装置，观众可以真切感受中日甲午海战的惨烈与悲壮。

媒介是人的延伸，长久以来与人类互相塑造、共同进化。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协同工作、联结彼此，皆深受媒介影响。水下考古纪录片借助3D数字动画、VR全景技术等进行虚拟场景的搭建，对以往影像片段和素材重新排列组合后进行更具科幻性、数字化及多义性的书写。体现了科学技术赋能下水下考古纪录片创制的专业性，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都更为生动形象，真实再现时代镜像与历史画册，满足观众多种感官体验和信息接收。实现数字技术与水下考古纪录片优秀内容的深度融合，将数字技术变量转化为讲述考古故事的增量。

三、公众视野下水下考古纪录片的普世意义

（一）水下考古成果泛众化传播

公众观看水下考古纪录片的目的是了解历史文化和水下考古专业知识。互联网的隐蔽性有利于消解现实观众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扩大水下考古纪录片的潜在观众群。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实现了纪录片的自我重塑，也在重塑着观众。融媒体时代水下考古纪录片大多表现为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的创作特征，强调展现真实的日常情景，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水下考古的声音与故事。以往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公众对于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较为陌生与疏离。水下考古纪录片是一种良好的传播手段，面对水下考古事业这一宏大题材，应当寻找贴近观众的切口，话语表达注重与观众的交流，以便吸引观众并匡正认知误区，实现水下考古成果广泛传播的叙事价值与传播价值。中国不仅有黄色的农业文明，同时也存在蓝色的海洋商贸文明，诸多水下古沉船正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佐证。因此，水下考古纪录片有助于传递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增强人们对水下考古工作的尊重与关注，引导人们树立对多元中华文明的正确认识，呼唤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二）增强公众文化归属感

公众观看水下考古纪录片的心理和行为，是对认知信息接受、编码、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过程，也是体验水下考古工作的情感过程。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互动仪式的参与者在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共同的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全新的社会形象。这一理论在纪录片《发掘记》之“永不沉没”中得以印证。画面开篇以水下考古人的日常工作镜头切入，辅以旁白介绍“这片海域对中国人而言有着复杂的情感”。因为这里埋藏着中日甲午海战中为免遭俘获而选择自爆的定远舰。中国近代海军史，始于北洋舰队成军。但这一页，充满了悲情的色彩。中日甲午海战中，13艘主力战舰悉数参战，沉没6艘，搁浅1艘，被俘3艘。定远舰选择了最刚烈的方式，告别了历史舞台。定远舰为一等铁甲舰，铁甲代表这艘军舰的灵魂，它在淤泥中整整沉没了125年，犹如一颗时间胶囊，凝固了战争的惨烈，直至被提取出水。在战争面前，人是渺小的，渺小到究竟有多少北洋海军的英魂永远沉睡在海底，我们都无从考证。但有纪录片的叙述与回顾，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不敢遗忘，我们之间就仍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结。历史的回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走向未来。水下考古纪录片的传播意义不仅停留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的层面，而且具有更加深远的文化意义与时代内涵。关注当下、融入现代社会、关注现代人的文化诉求，在讲述过去的故事的同时致力于留存今天的记忆。水下考古纪录片在让尘封的历史重焕生机的过程中，夯实了公众的文化归属感，也重塑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四、总结与展望

回望中国水下考古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水下考古纪录片以成果丰硕的水下考古事业为滋养，成长至今已初显特色，以其叙事策略故事化、叙述视角多重性和展示方式数字化的特点而备受观众喜爱。每一部水下考古纪录片的背后都联结了历史与现实：一艘艘古老沉船，连缀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次次惊涛骇浪，锤炼了水下考古人大海般的性格，留下了他们干事创业的足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轫、嬗变与传承，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时至今日，在民族性格塑造和精神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涵养意义。水下考古纪录片是讲述中国考古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理应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探寻有效吸引观众、传播考古声音的新方法和新策略。

艺术与技术并行不悖，创新运用科技手段讲好水下考古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水下考古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长江口二号”的整体打捞迁移工程正在进行中。大范围移动延时、高速运动摄影、8K超高清拍摄、裸眼3D、AIGC技术等拍摄手段和最新技术都可能应用于“长江口二号”沉船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过程。这不会是创新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书写水下考古故事的个例，只要创作者将水下考古纪录片视为社会的文化标杆、国家的家庭相册，坚守专业品质与文化使命，未来优秀的水下考古纪录片必将持续涌现、大放异彩。共同服务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目标，引导观众群体的文化共鸣感、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豪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现代大众精神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本文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校金课建设推进平台计划”项目—《考古纪录片制作与欣赏》的教学成果，项目编号JKJH201910）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21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丁见祥：《水下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兼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年第5期。

[2]杜玉冰编著：《驶向海洋——中国水下考古纪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3]宋建忠：《水下考古与中国行动》，《文物天地》2022年第5期。

[4]陈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博行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

[5]李韵、王笑妃：《这十年，我们迈向考古强国的足迹》，《光明日报》2022年10月9日。

[6]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

[7]石小溪：《概念·文化·美学——作为亚类型电影的“伪纪录片”》，《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22期。

[8]彭燕君、艾尔登才克：《中外纪录片发展进程和现状》，《戏剧之家》2018年第9期。

[9]王沛、高蒙河：《中国考古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

[10]刘俊、胡智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收获与缺失》，《光明日报》2014年1月18日。

[11]刘亚晗：《考古发现类科教纪录片审美特征与创作特征》，《西部广播电视》2022年第13期。

[12]孟原召：《华光礁一号沉船与宋代南海贸易》，《博物院》2018年第2期。

[13]刘如文：《纪录本性·艺术真实·艺术表达——纪录片基本理论问题的新思考》，《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6年第3期。

[14]高晓芳、白映莎：《纪录片<考古中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启示》，《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

[15]罗华：《融媒体语境下纪录片叙事策略的演变与创新》，《当代电视》2020年第10期。

[16]韩敏捷、鲁涛：《纪录片“故事化”手段研究——以纪录片<王子云与敦煌>再现丝绸之路艺术考古史貌为例》，《电影文学》2021年第10期。

[17]魏峻：《“南海Ⅰ号”沉船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18]李劲松：浅谈考古纪录片的创作策略——以《考古中国》为例，《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5期。

[19][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0]黄炜星：《“大隐隐于心”的考古人——论考古纪录片<发掘记>的叙事艺术》，《电视研究》2022年第2期。

[21]成亚生、牛光夏：《媒介考古学视野下纪录片发展溯源与探赜》，《电影评介》2020年第1期。

[2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

[23]方李莉：《“黄色”与“蓝色”的中国选择——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2016“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

[24][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5]吴迪、严三九：《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模型探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6]姜波：《沉舰、军港与海战场——考古学视野下的北洋海军史》，《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7期。

[27]曹玲娟：《“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开启》，《人民日报》2022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