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场被划入禁养范围、遭到关停，拆迁方声称“仅进行了关闭、未进行拆除”，按照地方规定对建筑物、设施等损失不予补偿。厂主高先生认为补偿不合理，遂委托冠领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起诉讼。面对开口便言“政策规定”的拆迁方，想要胜诉可谓艰难，历经一审失利，冠领律师积极制定反攻方案、鼓励高先生重拾信心、提起上诉，二审法庭最终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建议一审法庭通过评估等方式，结合相关证据确定补偿数额。

养猪场“只关不拆”补偿金额起纷争

家住河南某村的高先生从2004年开始建设养猪场，并将家中资金大部分投入建设，希望藉此改善生活。

谁料2016年12月16日，一份《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将某水库的水源保护区及外延500米划定为禁养区，高先生的养猪场被划入禁养区范围，列入关闭搬迁养殖场名单。

次年5月，一则《畜禽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发布，公布了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其中有条文规定，养殖场“需拆除的按程序进行评估并签订拆除协议”。

不久后，核查人员对高先生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对建筑物、设施等是否需要拆除，未作出相应约定，也未进行评估，仅登记了存栏生猪三百多头，核定补偿金额136620元。

高先生认为，自己在养猪场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养猪场关停，建筑、设施无法再使用，13多万元的补偿无法弥补损失。拆迁方则认为，对高先生的养猪场只进行了关闭、没有拆除，按照《畜禽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规定，这种情况，建筑物、设施等不予补偿。高先生无奈，经过多方咨询，决定委托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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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首战遇波折 补偿依然按“规定”

2018年底，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一审中，冠领律师向法庭提出，拆迁方对高先生关闭养猪场给予13多万元的补偿是生猪损失补偿，还应另外给予搬迁奖励及停产停业损失、设备和地上物等损失；并协助高先生书面申请对养猪场关停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请求法庭判决拆迁方按实际经济损失给予高先生补偿。

拆迁方坚持，已经按照《畜禽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规定给予高先生补偿，尽到了补偿义务。养猪场没有被征收或强制拆除，不影响转产利用，按照《畜禽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规定不应给予建筑物、养殖设施等补偿。

虽然冠领律师在庭审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想要在成文规定下胜诉谈何容易，一审法庭没有支持对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申请。

此时高先生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窘迫，对办理案件的律师说：“我们不想上诉了，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的苦衷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表示不想继续维权了。办案律师却认为，此案只是一时失利，高先生的诉求有法可依、有理有据，现在放弃太可惜了，并带着专业的法律意见与高先生进行一轮又一轮沟通，鼓励高先生重拾信心，选择上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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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再战不畏难 案件发回重新审

此后，冠领律师披星戴月翻阅案件资料，找准拆迁方的痛点，制定严密的反攻方案。2019年8月，案件二审开庭。

庭审中，冠领律师直指，拆迁方制定的《畜禽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不是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不应作为确定补偿的唯一标准。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

随后，冠领律师严正声明：补偿必须依法。虽然法律没有对具体补偿数额统一规定，但拆迁方要根据法律制定细则，不能违背法律，对养殖者的补偿应以实际损失为前提、兼顾民生。高先生对养猪场建筑、设施虽然仍有使用权，但无法使用现有设施从事养殖业，应该按照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拆迁方的底牌被揭穿，无法再以政策规定为由否定高先生的诉求。最终，二审法庭认同了冠领律师的观点，案件发回一审法庭重审，同时建议一审法庭通过评估等方式，结合高先生提交的证据等，确定补偿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