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几乎天天有人在我的面前吹嘘他的药物有多好，让我帮助他们推销。养殖业者也经常地被这些人在忽悠着。针对这种现象，我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希望对这种现象分析一下，我知道写得并不透彻，只是希望能抛砖引玉，让大家对行业多一些思考，对眼下诸多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心存一分敬畏。

  ——陈昌福

目前，我国的水产用兽药市场上，正在销售大量的“非药品”，出现这些“非药品”的原因虽然可以列出很多，但是，药企为了免予监管，管理者为了免予责任，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药企如果是生产经过农业部审定批准的“国标药品”，不仅要在药品生产之前通过农业部的严格申报程序，而且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还要接受严格地监管。而生产“非药品”既可省却严格申报程序，在制售的过程中，还不会遇到农业部监管及其处罚的问题。因此，微生态制剂、中草药、消毒剂等，均以水产调节剂等的名义，作为“非药品”成为了我国水产用兽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就本文作者所知，养殖业者对部分 “非药品”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效果是褒贬不一的。这些“非药品”的推销人员则善于收集一些“有效”的案例进行产品效果的宣传。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水产用兽药市场上，“王婆卖瓜”现象是并不鲜见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此类经验性用药效果？本文试谈我的几点看法。

1、从治疗猫头鳋病的药方说起

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种专业杂志上先后出现了数十种之多的关于鱼类锚头鳋病的治疗“验方”。当查阅这些资料时，就会让人觉得危害养殖鱼类的这种常见寄生虫病是很容易治疗的，而且似乎采用任何药物都可以对鱼类锚头鳋病进行有效的治疗。

而深入地考察这些治疗鱼类锚头鳋病的“验方”时，首先，获得“验方”数量最多的还是人们利用各种中草药治疗鱼类锚头鳋病。如马尾松叶（或松果）、苦楝树皮（叶、果均可）、桑树叶、苦楝树根、菖蒲、辣蓼、大黄、乌桕叶、艾蒿、枫杨叶、烟叶（烟灰）、生姜、辣椒、五倍子等，似乎凡是人们容易得到的各种植物，都能被证明了具有治疗鱼类锚头鳋病的效果。

其次，是人们利用一些常用的农药等物质治疗鱼类锚头鳋病获得的“验方”，即向养殖水体中泼洒定量的硫酸铜和硫酸亚铁、氯化钠、高锰酸钾、敌百虫、氯氰菊酯、碘、戊二醛、甲醛等溶液，均能有效地治疗鱼类的锚头鳋病。

其三，就是关于利用农产品加工后副产品治疗鱼类锚头鳋病的“验方”，如在养殖水体中泼洒豆粕、花生粕、棉粕、茶粕、酒糟浆等，均被认为可以治疗鱼类的锚头鳋病。

其四，还有人报告了人和畜禽的排泄物泼洒养殖池塘中治疗鱼类锚头鳋病的“验方”，认为向养殖水体中泼洒人尿、猪粪尿、鸡粪、牛粪等，也可以治疗鱼类的锚头鳋病。

其五，还有报道的“验方”内容是，不需要在池塘中投放任何物质，只是在患病池中加入少量池水，或者只是将池水搅浑，就可以有效治疗鱼类的锚头鳋病。

之所以有上述治疗鱼类锚头鳋病“验方”的文章出现，有可能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只是观察到了处理方法与锚头鳋脱落之间的所谓“因果关系”，而忽略了锚头鳋具有的特殊生活史。出现这些“验方”的背景可能是，当养殖业者发现养殖鱼类发生了锚头鳋病时，能看见鱼体上寄生的正处于“壮虫”和“老虫”阶段的锚头鳋（因为“童虫”此时身体如白色细线，肉眼不易看见）。

随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按照他人介绍的“验方”，准备相应的药物等并将其泼洒到养殖水体中进行治疗，等待几天后再捞起患病鱼体检查用药效果时，就可能发现原来寄生在鱼体上的“老虫”和部分“壮虫”均已经消失了，只是留下了红色的斑点。养殖业者并不知道这是因为锚头鳋的生活史决定了患这种疾病的鱼类的“自愈现象”，而误认为是自己采取的治疗方法显示出了疗效的缘故。其实，对于已经进入“老虫”阶段的锚头鳋，即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这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寄生虫也是一定要从鱼体上脱落下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凡是采用上述“验方”，而且认为使用一次就能治愈鱼类锚头鳋病的人们，大多是没有明白治疗锚头鳋病的“验方”，就是因为锚头鳋具有特殊生活史而导致的“自愈现象”之缘故。

长久以来，人们都会习惯性认为连续相伴发生的两件事存在着因果关系，并且会固执地以为前一个为因后一个为果。如乌云密布，倾盘大雨，所以人们就认为乌云密布就是下雨的原因。又如大雨过后，道路泥泞，所以就以为雨水就是道路泥泞的原因。这类推理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都是能起到作用的。

问题就是人们也习惯性地利用这种推理的方式确定某种药物对疾病的疗效，如让患病动物口服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方式的治疗后，通过观察对患病动物者预后状况判断其治疗效果，如果供试动物的疾病症状消失或者痊愈，就认定这种药物和治疗方式是有效的。传统临床医学早期阶段大多是采取的这种方式。

公元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先生就对这种推理提出了质疑。休谟先生认为，人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公鸡叫了，太阳升起。这两个事件同样是相继发生，但是公鸡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休谟先生提出，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

1789年，以Pierre Louis为代表在法国的巴黎学派的医生掀起一次医学革命。他们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而是要观察事实做出推理和决策。正是Louis先生第一次在医药试验设计中引入“对照组”的概念，并且通过实验证实了当时广为流行的放血疗法和吐酒石其实并无任何疗效，从而发出了循证医学的先声。

2、究竟应该如何判断药品对疾病的疗效

人类医学试验结果证明，有部分疾病无需治疗也能自动痊愈，例如口腔溃疡，感冒等，对一些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给予安慰剂后，患者在心里暗示下疾病也能够很好地痊愈。这两类情况下医生所进行的药物和治疗都是多此一举的，在这里医生所使用的药物和疗法都是无效的“假治”。疾病自愈现象和安慰剂效应的发现，使人们对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的确定更为谨慎了。

要证明一种水产用兽药的治疗效果，其试验设计应该是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将一定数量的患病水产动物随机分为至少三个组。第一组是对照组，不做任何治疗与处理，用来观察患病动物的疾病在没有治疗情况下的预后情况。

第二组是使用对照药物组，给患病动物给予已经证明治疗这种疾病有效的药物，目的是观察药物对供试水产动物疾病的治疗效果。

第三组是试验组，给患病水产动物给予供试药物，观察这种药物或疗法的真实治疗效果。

当试验程序全部结束后根据结果进行统计，只有第三组的治疗效果与第二组出现相似的治疗效果并且明显优于第一组，才能证明供试药物或疗法的有效性是真实的。

为什么要一定数量的供试水产动物呢？这是因为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告诉我们，样本越大，统计结果越能稀释掉那些特例也就越能逼近真实情况。为什么要随机呢？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供试患病水产动物由于病情轻重而导致的痊愈效果阶段性差异。另外，为了避免偶然性和针对性，也需要参与试验的样本数量足够大，样本的选取满足随机性。

此外，仅仅设置“对照组”还不够，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参与一项试验的操作人员难免会让自己的主观意识干扰客观的试验过程，所以让参与试验操作人员和药物开发者“不知情”，亦即“双盲”，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果。

在上述的试验过程中，为了避免参加试验操作的人员的主观目的，在试验过程中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养殖条件等设置不同条件，例如，如在知道供试药物组之后，希望该药物出现良好结果而能被盲测认定，可能对供试组动物给予另外的一些处理，或者对供试组动物饲养的更加认真细心，从而使三组试验水产动物并不是处于公平的位置。这些来自试验者的主观偏见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人们后来又改进了盲测的方法，即将试验者的眼睛也“蒙起来”，对所有数据加密，连试验者也不知道哪一组是实验组，而而对于结果的统计工作由第三方来进行。这样就能很好屏蔽来自试验者的偏见影响，让试验结果更加客观公正了。

迄今未止，人们确信只有这种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方法是医学界公认的确定药物疗效的机制，也是一把严格的利剑，可以无情地砍掉那些虚假的疗法。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认为，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就是“双盲对照试验”。道金斯说：如果所有学校都教其学生如何去做“双盲对照试验”，我们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将会在以下方面得到提高：

（1）我们会学会不从零星轶闻中去归纳普遍化结论；

（2）我们会学会怎样评估一个貌似很重要的结果其实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可能性；

（3）我们会学会排除主观偏见是件多么极端困难的事，知道有主观偏见并不意味着不忠实或不公正。这个课程还有更深的意义，他对于打消人们对权威和个人观点的崇拜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我们会学会不再受骗于顺势疗法和其它假冒医生的江湖骗子，让他们失业；

（5）我们会学会更广泛地使用批判性和怀疑的思维习惯，这不仅会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说不定能拯救世界。

本文作者并没有希望以此去“拯救世界”，只是想告知广大的水产养殖业者，在自己的池塘中决定用什么药品，即使是“非药品”，也应该对他人介绍的一些经验性用药效果持慎重态度。

(作者 华中农业大学 陈昌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