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过年了。俗话说：“无鱼不成席。”春节的宴席上，少不了一道味鲜色美的鱼肴，寓意“吉庆有余（鱼）”。但在改革开放前一段时期，北京市民都面临“吃鱼难”“吃活鱼更难”的问题。

零售店活鱼难买

1956年春节前夕的北京城显得特别热闹，食品店、菜市场挤满了办年货的人。2月9日，东单菜市场一天卖了1.2万斤鱼，可其中活鱼只有800多斤，一会儿就卖完了。（1956年2月11日《北京日报》2版，《热闹的春节市场》）

1956年2月11日，《北京日报》2版

当时，北京经营鱼虾的零售户并不多。全市国营零售店卖肉部和公私合营肉铺、肉摊等有1000户左右，而兼营鱼虾的却只有200多户。崇文区全区只有十几户兼营鱼虾，许多居民在自己的住所附近买不到鱼虾，常常要坐车到东单菜市场去买。不过东单菜市场的鱼也总供不应求，尤其是活鱼更少。要知道，北京市水产供销公司平均每天从外地也就运来四五千斤活鱼。（1956年4月7日《北京日报》2版，《要积极经营鱼虾》）

1956年，市民在酒仙桥商场肉食部购买过去在这一带很难买到的鲜鱼。冯文冈 摄

为什么吃鱼尤其是吃上活鱼这么困难？主要是运输难。当时北京市民吃的鱼绝大多数是从外地运来的。受条件所限，运到了还能保鲜就不错，活鱼就更金贵了。

1956年10月底，每天都有一两节火车车皮从包头把黄河河套地区乌素梁海渔场出产的黄河大鲤鱼运到北京。

1956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为了这些鱼，北京市水产供销公司当年6月就派人到产地采购，在运输时还改进了装运方法，先叫活鱼喝冰水，装筐时再在鱼身上加水，这就使得鲤鱼在经过长途运输之后，依旧很新鲜。（1956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黄河大鲤鱼大批到京》）

1963年，居民在西单菜市场选购鲜鱼。李晞 摄

1964年，顾客在朝内菜市场水产部选购鲜鱼。高宏 摄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内陆城市想吃上新鲜的活鱼都很困难。1971年，山西太原的一位老工人身患重病，中医大夫介绍用偏方治疗，需要一斤重的活鲤鱼两条，在当地没买到，于是发电报向北京市水产公司永定门批发部求助。批发部三位职工买了一只水桶，把鱼放在清水里，争分夺秒地送到北京站办理了托运手续，还托工作人员一路照顾。最后，两条活鱼顺利地运送到太原。（1971年5月15日《北京日报》3版，《千里迢迢寄活鱼》）

1977年，通县宋庄公社宋庄渔场社员在崇文区菜市场直接向居民供应活鱼。胡敦志 摄

公园里养鱼供应市场

当你泛舟北海的时候，游船下还有无数的鱼儿在竞游，但它们并不是观赏鱼，而是要捕捞送到市场上出售的鱼……

为解决市民“吃鱼难”的问题，北京在城市公园里的水系做起了文章。

北京市园林局从1951年开始在北京市有水面的公园内放养鱼种，到1954年，颐和园、北海、陶然亭、中山公园、紫竹院等地已经处处可见鱼跃了。养鱼共占用了水面4000多亩，约为可用水面的80%左右。

1956年，北京市水产供销公司同北京市园林局签订了收购活鱼37万斤的合同。从龙潭湖、陶然亭、北海、什刹海、积水潭、紫竹院、筒子河和颐和园等处打捞上来的活鱼，分别在东单和西单的菜市场、朝内大街和甘家口等处的水产公司零售机构和公私合营商店出售。（1956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各公园养殖的活鱼上市》）

1956年10月26日，《北京日报》2版

开专栏谈“吃鱼难”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们生活改善，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吃鱼难”问题越发突出。

1981年，朝阳区太阳宫公社社员正在养鱼场捕捞活鱼。丁世儒 摄

1980年，朝阳区三里屯体育场北路开办了一个售货亭，卖活鱼的摊位前排起了队。一位中年顾客告诉售货员：爱人刚生了小孩，他跑了几个菜市场，一直到这里才找到活鱼。（1980年8月3日《北京日报》2版，《这样的商亭受欢迎》）

1983年，《北京日报》开辟《努力发展淡水养鱼，积极解决“吃鱼难”》专栏，刊登来信来稿，反映群众呼声，寻求解决路径。

1982年，为了增加首都市场鲜活鱼的供应量，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养殖室的科技人员，正在研究缩短草鱼养殖周期的问题，这是科技人员在试验池边给草鱼测量体长。王宝琴 摄

当年6月3日《北京日报》就刊登了北京市第四十中学教员王国凤的来信。信中说，“目前，本市肉类供应充足，蔬菜数量和品种增多，鲜蛋敞开供应，但水产品供应实在可怜。平日，柜台上空空如也，偶尔来些带鱼、海杂鱼，马上长队如龙，抢购一空。节假日凭副食本供应的斤把鱼，也得豁出时间排队，按指定品种购买，双职工、老弱病残者则心有余而时不足、力不足，只好望鱼兴叹。‘五一’节，我们四口之家竟没有吃上像点样的鱼！至于在菜市场能够买到鲜、活鱼，那就更难了。”“我们借贵报一角，向市水产部门的同志问一声：其他行业上去了，水产部门怎么办？北京‘吃鱼难’的问题，何时才能解决？”（1983年6月3日《北京日报》1版《水产部门怎么办？》）

放宽养殖政策实现“四季有鱼”

为满足群众的吃鱼需要，1983年，北京市淡水养鱼大发展起步。北京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淡水养鱼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北京市水产部门进一步放宽政策，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养鱼生产赔钱的问题，郊区1400多个池塘养殖单位普遍落实了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原本，京郊零星分散坑塘很多，其中不少长期荒废。一些区县解放思想，拿出一部分分散坑，实行社员个人承包坑塘养鱼的生产责任制。由于社员的责任心强，饲养管理精细，大多增产增收。

例如双桥农场郎辛庄大队养鱼专业户王荣，承包了3.8亩坑塘，一家人精心喂养，科学管理，平均亩产达到1063斤。（1983年6月12日《北京日报》3版，《养鱼专业户应大力发展》）

1983年6月12日，《北京日报》3版

通县永乐店农场黄厂铺大队有一个废坑，魏明亮、李凤林、魏明广三人和大队签订了承包合同，包下来养鱼。他们请来水产技术员作指导，又自学养鱼知识。鱼塘一年产鱼9600多斤，其中6000多斤做到了活鱼上市，平均每人纯收入1800多元，找到了致富的门路。（1983年7月10日《北京日报》2版，《三农民包废坑年产鲜鱼近万斤》）

当年，北京市淡水养鱼总产首次突破1000万斤，达到1079万斤，比前一年增产42.2%，超过1978年两倍，创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1月8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淡水鱼年产首破一千万斤》）

1984年，北京市政府作出部署，把水产工作划归农口领导，大力支持水产部门的改革措施，取消了淡水鱼生产的派购任务，开放市场，价格随行就市，对养鱼单位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进一步调动了京郊农民养鱼的积极性。很快，京郊养鱼专业户就发展到一千多户。

1984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的节日市场首次可以保证每人买到一斤淡水鲜活鱼。（1984年9月5日《北京日报》2版，《国庆期间市民将吃上鲜活鱼》）

1984年9月5日，《北京日报》2版

为了缓解“吃鱼难”，大家可谓想尽高招儿。当时，北京地区工矿企业很多，许多行业都有大量的余热可以利用，所以积极推广利用工业余热养鱼。例如，北京酒精厂每天产生大量的循环冷却水，适于放养喜温性鱼类。他们利用水池放养尼罗罗非鱼，获得成功。1984年“五一”节和中秋节，职工们都吃上了工厂自产的鱼。（1984年9月17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利用工业余热养鱼取得进展》）

1984年9月17日，《北京日报》1版

同时，北京市的商品鱼基地、机械化网箱养鱼、配套的渔业机械开发等，也在飞速发展。

到1986年时，市民“吃鱼难”的抱怨越来越少。1988年，北京市淡水鱼总产量达3900万公斤，比1979年增加28倍。北京市场鲜活鱼供应实现了四季上市，连年有鱼。（1989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3版，《首都市场四季有鱼》）

改革开放十年后，各种鲜活鱼不再是北京人逢年过节改善生活的“高档菜”，而是以家常菜的身份出现在市民的餐桌上。

“洋鱼”端上市民餐桌

鱼多了，人们的口味也高了。过去北京人讲究吃鲤鱼，所谓“无鱼不成席”，上一盘“红烧鲤鱼”就算高档菜肴了。鲤鱼作为优质鱼，曾是北京科学养鱼的主攻方向。但随着年产量的猛增，鲤鱼身价却降了，人们要求吃到更多品种的美味鲜鱼。

为了适应市民对水产品需求的变化，北京市水产总公司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积极调整品种结构，引进了很多“洋鱼”。（1996年10月3日《北京日报》1版，《话说“菜篮子”——水产篇》）

1996年10月3日，《北京日报》1版

1994年，数九寒天下大雪，有的养鱼池却碧水涟漪。原来，这是昌平县水产集团公司建的温水活鱼库。丰富的地热资源使这里的水温达到二十二三摄氏度，从非洲尼罗河里远道而来的娇客尼罗罗非鱼，一年四季都可以正常生长。

与尼罗罗非鱼相反，原产在美洲亚马逊河里的虹鳟鱼是越冷越高兴，水温超过15℃它们反倒不自在。虹鳟鱼生活在富氧的激流中，无论是在密云水库还是在延庆深山里的五间房村，它们都在有长流水的水池中欢快地觅食。这种鱼肉质特别细嫩，是北京地区唯一可以做生鱼片吃的名贵水产品。后来，怀柔的虹鳟鱼养殖形成了规模，不仅在北京闻名，鱼产品还销往全国各地。

通州小楼烧鲶鱼是道北京名菜。但是，要想吃到也很难，因为鲶鱼特别少。本地鲶鱼养两年，才慢吞吞地长到500克左右。北京市水产部门引进了埃及革胡子鲶鱼，这种鱼长得快，初夏放养10厘米大的小鱼苗，9月底就可以长到1000克，个别大的可以长到1500克以上。

渐渐地，美国加州鲈鱼、日本池召公鱼等多种“洋鱼”都实现了本地养殖，成为北京市民桌上的“常客”。（1994年1月26日《北京日报》2版，《京郊“洋鱼”多》）

1994年1月26日，《北京日报》2版

现如今，北京的水产品种越来越丰富，在很多生鲜市场里，顾客守着活鱼鲜虾直接点，立马加工端上桌。公园里养鱼上市、千里迢迢寄送活鱼的那段“吃鱼难”的记忆，已经彻底成为历史。

（来源：北京日报）